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自“汉兴有草书”、“翰墨之道生焉”以来，书法的发展，始终和古人对书法的审美、批评相一致，并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书法文化形态。时至今日，虽然我们的书法“创作”的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古人，但是当代的书法审美批评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传统观念的影响。不过，整体来看，当代书法的审美批评，无论是在用辞用语方面还是在批评方法上远不及古人，并且在批评用语所承载着的文化内涵上亦显得浅白，存在一种困境。这就需要在传统书法审美批评语境中找寻资源。

　　今观刘健先生书法，试以传统书法审美批评之术语及方法为之。正如刘健先生自述的那样，作为六十年代书家的一员，在书法学习上，既不可避免的受时代书法风尚的影响，又极力想突破这一束缚而回归到传统中去。这是这个时代颇具普遍意义的书法问题。在这一书法潮流中，刘健先生所思考的是，如何在时代风尚与传统之间找到一个介入点和突破口：“我一开始学习书法就十分关注书法艺术作为一门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的当代生存状态，在学习和创作中始终被流荡激越的时代风尚所牵引。我没有把着力点和兴趣只停留在经典技法技巧的操作把握和临习上，而是很快就转入了对自我创造的实践上。”在这一书学思想的指导下，刘健先生的书法实践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选择和审美价值取向：“要与经典同行，常与古人对话，临摹经典一帖，胜读杂帖万卷”；“学习书法无论是临摹还是创作，都必须始终坚持个性化的审美认识、笔墨情趣。以己之个性感悟古人之个性，以己之创造感受古人之创造”；“我学过钟繇及二王、怀素、孙过庭、宋四家以及明清诸家我均择需而学。近几年又接受了许多墓志以及民间书法的东西，并从当代诸位大家以及现代书法中汲取营养。”这一学书经验和历程必然要呈现出其特有的书法风格和面貌。

　　从书体来看，刘健先生尤擅长行草书，用功精勤。其它书体亦能兼工，尤其在古文字书法的临习上能学有所得。刘熙载云，“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意在说明行草书能够映像出一个书家的性情和才气，最能代表一个书家书法的成就。刘健先生的行草书，气格高古而笔力遒劲。其用笔，力实而气空，提按飞动，疾涩振摄得法，心思微而魄力大，能突破晋唐宋明以来用笔的传统，侧笔取研以生奇，中锋质实而复正。在中锋于侧锋的交替与转换中，似正而奇，似奇而正。在结体和点画形态上，亦得古人“大小”、“疏密”、“肥瘦”之旨趣，如夏云奇峰，变幻莫测。在章法表现上，既有传统之形式，又融合并借鉴新形式，从而达到视觉效果上耳目一新之感觉。这正如刘健先生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我想一个人的作品毕竟是时代的产物，所以我的作品中具有时代气息是不可避免的，应该说是不可少的。在我的作品中传统的成分是对古人线条律动的理解，而现代的新鲜的东西是对当代整体文化氛围浸淫下表现出来有趣有味的东西。”对“趣味”的追求，正符合克莱夫贝尔所说的“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理念。

　　刘健先生很注重自己书法的格调、内在的学养和人格精神。讲求雅化精致以避俗。“人格不俗，书才不俗，人格的高低也必然会体现在笔端”。正如黄庭坚所云“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学书既成，且养于胸中无俗气，然后可以作，示人为揩式。”刘健先生的书法也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格调高雅，不染半点尘埃气。如此，才能在技与道的互补中找寻书法艺术的真谛。苏东坡在《跋秦少游书》中提出了“技道两进”的书法理论。元人郝经在此基础上又详细论述了“由技入道”、“以道进技”的方式和途径：“澹然无欲，翕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如，不知书之为我，我之为书，悠然而化然，从技入于道”；“然读书多，造道深，老练世故，遗落尘累，降去凡俗，翕然物外，下笔自高人一等矣。此又以道进技，书法之原也。”我想刘健先生的书法也一定是在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二十几年来，读书、思考、挥写，不断体会着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

　　“书如其人”，是中国古代书法批评最有代表性的方法和观念。最后，我觉得用刘熙载《书概》的话来评价刘健先生的书法是最为切当的，“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